以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为例，集团下属企业分布于河南、山东、陕西、河北、福建等26个省份，不同地区税务机关对同一税收政策的理解与执行尺度存在差异，给企业税务遵从带来一定的困难。    

    比如增值税上，企业从集团财务公司取得的存款利息收入是否属于不征税收入，各地税务口径不一;企业所得税上，资本交易相关业务中，比如带负债的资产划转是否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国资委发起的划转是否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等，各地实际操作口径不一;个人所得税上，通信补贴扣税各地标准不一，超标或变相补贴部分需要合并扣税;土地增值税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与房地产开发有关的合理支出可以扣除”，描述比较宽泛，给了地方很大的裁量空间。

    除政策上理解的差异外，还包括各地操作层面的差异，比如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出台之初，各地开始申请的时间性差异;受地方财政影响，各地大额税费入库、申请增值税留抵退税的时间节点等，各地亦不尽相同。

    跨区域税务政策口径不一放大了企业税务遵从风险。很多企业的共享中心设置在总部所在地，与产业单位相隔干里，很难及时获得当地的税务处理口径。同时共享中心与产业单位财务存在职责重叠，尤其是税务处理问题上，存在职责边界模糊的问题。

    这种情况反映出一个典型的问题，即财务共享集中管控的效率优势与税务业务的个性化需求之间的冲突如何平衡，企业需要找到平衡点，既能够在共享模式下提升税合规处理的效率，也能规避跨区域经营下的政策遵从困境。